作者：杨庆峰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0年11月第1版

ISBN：978-7-5671-4001-1/TB.19

杨庆峰，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曾任上海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2013-2014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访问学者、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访问学者（2017）。目前社会兼职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CCF职业伦理和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等。目前主要研究领域是技术哲学、记忆哲学、数据伦理与人工智能伦理等。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江海学刊》《南京社会科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课题多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出版专著3部：《技术现象学初探》（2005）、《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2011）、《翱翔的信天翁：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研究》（2015）；翻译出版2部：《创新系统的治理》（2011）、《将技术道德化：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2016，合译）等译著。

有效利用时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回应哲学基本问题并构建体系成为很多哲学家的主要梦想。我们可以列出很长的一个名单，如柏拉图、笛卡尔、康德、谢林、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利科、巴迪欧和唐.伊德、米切姆、斯蒂格勒等等。但是哲学家由于受时代科学技术限制而梦碎的例子比比皆是。一百多年前，柏格森试图从记忆入手解决身心关系问题，但是受到生物学的限制遗憾失败。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物学、神经科学、心理学获得了极大发展并彼此融合。同时，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正在演变为社会发展的技术框架基础，身与心等维度被数字化和智能化。人类智能通过技术呈现，人类体验不断外化并且通过机器模拟加以实现，这为回应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契机。

本著作即是如此，试图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记忆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哲学阐释，继而实现两个密切相关的目的，其一是为当代记忆哲学复兴提供科学路径的支持；其二是为若干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记忆方案。其中，科学路径与哲学路径形成了两条共同的有益于记忆哲学复兴和发展的路径。甚至深入分析科学路径反而更加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实现。因此，本著作概括1960年代以来记忆研究的整体状况、多重逻辑、技术方法、研究纲领，并进一步分析了记忆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记忆研究对于理解人工智能发展的诸多意义。

 “记忆现象，和我们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为顽强地抵抗着彻底反思的傲慢。”

保罗.利科，《记忆、历史与遗忘》，第31页

智能时代为什么要重提记忆问题？这属于一个基本框架的问题。“智能时代”特指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技术架构的时代；“重提记忆问题”意味着记忆哲学在当代的复兴。总体看来，记忆哲学的复兴需要两个路径的配合，一是科学路径；二是哲学路径。科学路径是一种泛称，在记忆问题上包括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哲学路径可以区分知识论的和现象学的。知识论意味着一种传统流派，以认识和知识为核心，而现象学则意味着一种当代流派，以意识与身体的统一为根本。这两种路径合并起来可以通过三步跳跃来实现：从科学反思到知识论反思，再从知识论反思到技术现象学重构。就本著作而言，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而主要是着力对记忆现象的科学技术成果进行哲学阐述和分析，以期为记忆哲学的复兴确立坚实的科学路径。从精神自身看，智能与记忆是人类灵魂的两种力量，在智能时代这样两种力量通过机器形式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机器与智能的融合。这一问题越发引起了哲学家的关注。围绕上述问题，本著作准备从四个方面作出说明：其一，如何界定我们所处的时代？其二，从哲学问题角度看，记忆研究在当前有何种重要的意义？其三，从个人研究来说，为什么记忆会成为技术现象学发展的一个必然指向？其四，记忆研究在智能时代的意义所在？

一、我们所处时代及其特征

一般说来，很多人声称所处的时代被称为“技术时代”。“技术时代”成为我们自身何以存在的根据，人性也以技术为确切的根据而被构建。但是这种说法多少有些空洞，因为技术时代本身并不清晰。除了这种说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法：“数字时代”。这种说法背后的技术支撑多是数字技术或者数字化的趋势。另外，“信息时代”也经常被使用，这也是一种哲学式的概括。还有“智能时代”也越来越多地被不同领域的学者所接受。尽管有不同的说法，相同之处是不同时代都会以不同的技术基础来概括所处的特征。

在上述表述中，我们发现了技术时代的变化特征，这种特征如果以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万物以数字的方式存在”或者“万物自身数字化或者智能化”。前者是从事物存在本身而言的。在日常世界中，一切都以数字为根据，从而显示出其独特性。这种关系并不是还原主义的。还原主义只是指出万物可以还原到数字，数字成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单元。但是，我们所说的与还原主义完全不同。我们想指出的是，万物以数字为根据，从而显现自身。后者则是从事物存在过程来说的，强调事物呈现自身方式是数字化或者智能化。

数字时代、信息时代与智能时代的表述中存在着很大的交叉性。从技术根据来看，三个表述之间甚至呈现出某种递进关系。数字时代即在当前时代事物以数字的形式存在，特别是当与计算机出现前的时代相比。这种规定是从事物存在形式角度来界定时代特征的，比如以数字的形式存在的时代。这种规定也是原始素材意义上的规定。信息时代可以看做是数字时代的高级阶段。因为信息是编码处理过的数据。事物以信息的形式存在意味着曾经以数字的形式存在，也意味着事物必定以数字的形式存在过；智能时代是信息时代的更加高级的阶段。如果信息的目的是指向知识形成的话，那么智能时代意味着事物存在以一种知识化的形式存在，这也意味着事物必定以信息的方式存在过。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数字时代、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及其技术支撑的反思完全属于技术现象学的范围。在这样一个技术化时代中，记忆缘何会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想说明的是，记忆研究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性如何理解？缘何记忆研究会成为智能时代的一个问题？缘何技术现象学会关注记忆现象？

二、作为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方法的记忆

20世纪60年以来，我们面对着两个科学事件和哲学事件。两个科学事件是指（1）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成为世纪科学难题，尤其是记忆存储和提取成为了本世界人类面临的前十位的最为重要的科学难题，幸运的是记忆研究上生物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取得了明显的突破。（2）人工智能逐渐成为人类必须应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两个哲学事件是指：（1）曾经被认识论遮蔽的记忆问题以记忆哲学和记忆研究的名义开始呈现自身。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记忆与灵魂、记忆与认识成为哲学问题之源。“知识即回忆”“记忆即灵魂印痕”的观点成为哲学最早的贡献。当代记忆哲学家如贝内克（Sven Bernecker）、米歇尼安（Kourken Michaelian）等借助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科学成果进一步阐述了记忆的哲学本质。后者提出了“记住过去意味着想象过去”的观点；（2）在人工智能时代，身心关系问题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反思契机。而在解决这一关系问题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路径：机器路径与记忆路径。这两种路径称为智能路径得以出现的前提。

机器路径源自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科尔德莫瓦（Géraud de Cordemoy）。他曾经是律师出身，后来成为笛卡尔哲学的追随者。他在阐述身心关系问题的时候，提到了六种话语。它们分别是“身体与物质”、“身体的运动与静止”、“自然与人工机器”、“心灵与身体的统一”和“身体与灵魂的区别”。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放置在第三条路径人工机器上，在今天就是所谓的智能机器上。他在钟表与人之间做出了比较。在他看来，钟表的运动和人的行为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他们共同有一个以及相同的运动原因。根据身体自身而言，也就是原因所谓的东西。”他指出钟表并没有灵魂、不是活的。“心脏对于人就像发条对于钟表一样”、“移动钟表发条的相同物质也导致了心脏的运动。” “因此，因为不可察觉的物质血液被加热；因为它血液能够滋养身体，因为它血液能够进入颈动脉然后进入脑，在大脑中，这些不可察觉的物质进入那些其他物质部分不能够缓慢渗入的部位。它们从更大部分分离并且构成了一些身体部分，它们因为机敏被称为‘精神’。这些精神从神经流入到所有肌肉以及是的我们身体能够以如此令人自豪的方式运动。这些同样的精神，一部分导致了心脏的跳动。因此心脏是一个容器，血液被加热，在被加热后，肌肉把血液朝各个身体器官末端推动。就像大脑接受心脏血液，从这里精神形成。因此，心脏从大脑精神中接受，它用来朝着所有身体部分输送血液。” 

现在看来，17世纪哲学家所给出的用机器的形式来阐述人类行为充满了朴素的类比，而且充满了难以解释的“不可察觉的物质”等概念。这种说法并不能够让我们信服。所以说机器路径终告失败。但是，人工智能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是智能机器这种新的形式，这种机器的动力更多是算法和人工神经元。从本质上看，两个阶段的做法都是相同的，用物质化的方式试图解决身心二元的问题。从智能机器入手，我们就碰到了记忆这一隐藏至深的因素。

记忆路径也是源自法国哲学。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中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设想，用记忆来解决身心二元关系问题。他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书肯定了精神的现实性和物质的现实性，并且尝试基于一个精确的例子来规定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例子即记忆。” 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生物学和心理学的限制，他的这种做法终告失败。幸运的是，100多年后，生物学与神经科学、心理学融合的结果是导致了很多记忆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记忆现象的神经基质得到了最大可能的揭示。此外，神经科学的成就也不断成为人工智能学科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无疑涌现了一种可能性路径：智能路径。

智能路径与机器路径关系密切，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现在人工智能某种意义上依然被称之为机器，只是其工作原理从机械变成了算法，其功能变得更加强大，从根本上看依然是物质性的存在。只是智能路径高于机器路径的是：依靠深度学习的智能机器具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生成性对抗网络（GAN）就是这样一个明证；智能机器具有了主体性，或者是人类主动赋予的或者是自我挣扎过程中觉醒的。如果从深度学习角度看，这意味着机器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继而有可能形成自身的经验；意味着记忆与遗忘问题再一次浮现出来，更意味着记忆成为理解人工智能的关键概念。当然智能路径对于身心关系问题的作用也恰恰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在智能机器这里，身心的关系形式出现了新的情况。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始终在构建着一个心的物质基础，而成为身体行动的源头；而这种方式很方式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传统的方式。但是行为主义则有着新的可能性，能动体与环境之间产生行为关联，这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所以新的问题是，智能路径与上述两种路径的真实差异需要加以解决。

三、技术现象学的记忆指向

作为当代哲学中的一个剑走偏锋的流派，无论唐.伊德还是维贝克构造的后现象学传统的确是采取了一条偏锋路线：他们从技术与人的意向关系出发，深入到生活世界中的不同层面的技术物的分析上。这条道路让他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仅以2018年7月在荷兰特温特大学召开的“人—技术的关系：技术哲学与后现象学”来看，这次会议有200多位各个领域的学者参加，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甚至维贝克的技术调节理论对于人工智能、甚至今天的垃圾分类有着实践性的指导作用。然而，也正是这样，这条道路正在让我们走向一条极端经验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甚至有些执迷于琐碎的经验性、技术性分析，而忽略了技术现象学的根本问题：技术在构成我们自身的根据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所以才有了“偏锋路径”的说法。

但是，技术现象学不仅仅要面对生活世界中的技术物和文化物品，也应该回应哲学基本问题。在本文中，身心关系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技术现象学应对这一问题具有先天的优势：其意向性关系的理论能够有效地让我们切入到这一基本问题中。如果我们在“技术与人类”与“身体与心灵”之间找出内在关联，很容易从内在性这一方面获得线索。当技术现象学的内在性维度显露出来，知觉的首要地位也就显示出来。只是我们不能够再回到此处，唐.伊德延续着梅洛-庞蒂的做法对于本文提出的回应哲学基本问题并没有太多帮助。事实上，被大多数学者忽略的是，唐.伊德从保罗.利科那里获得过极大启发，而且他的博士论文恰恰是阐述利科的解释学。在阐述中，他忽略的因素是记忆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利科的哲学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分量。

所以，要超越后现象学过于关注外在性的局限，回归内在性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只是我们不能回到现象学的经典之源：知觉，而是要回到其被遮蔽的地方——记忆。用现象学自身的术语来说，回到记忆自身。我们透过伊德，看到了利科，一条被无视的记忆线索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下接来要做的是，通过技术现象学的内在反思指明这条路上，保罗.利科被忽视的作用，并且让每一个人看到这条路径在哪里发生了断裂，又如何在这个时代获得了新生，并且能够以新的方式接续了上述断裂。

四、抵抗理性反思傲慢的记忆 

在现代哲学家中，有位学者对记忆阐述被遮蔽起来，这就是黑格尔。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到了哲学方法的根本。在他看来，哲学的内容是“现实的东西”，“自己建立自己的东西，在自身中生活着的东西，在其概念中实际存在着的东西。” 而方法是“全体的结构之展示在它自己的纯粹本质性里。”黑格尔谈到了数学方法，只是他从哲学的角度鄙视了这种方法。黑格尔给予我们的是总体性方法，他所要揭示的是全体结构展开的过程。就记忆而言，他要揭示的是“个体不再需要把具体存在转化为自在存在的形式，而仅只需要把已经呈现于记忆中的自在存在转化为自为存在的形式。” 多数学者尤其关注到了精神如何从自在存在转化为自为存在的过程，却多少忽略了这些现象的存在之所——记忆。

在经典现象学家那里，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萨特，记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甚至谈论“记忆现象学”的概念都有些奢侈。除了胡塞尔，我们很难在上述四位哲学家那里找到集中的论述。在胡塞尔那里，我们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想象、图像意识与记忆》等多部著作中可以看到有专门的章节讨论记忆与知觉、记忆与想象、记忆与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些论述也是非常零散地分布在知识问题域的边缘地带。而在其他三位学者那里，情况更加糟糕，记忆变成了只字片语，难以寻觅。

但是技术现象学开启了不同于经典现象学的维度：唐.伊德的技术现象学让我们看到了被大多数学者忽视的保罗.利科。直到利科出现，记忆问题的状况才大为改观。他出版的《记忆、历史与遗忘》中从理论路径与实践路径，使用现象学解释学的方法阐述了记忆现象。这一著作后来变得非常有名。其中表面原因是当年帮助利科编纂此书的助手——马克龙——在2017年当选为法国总统。这位总统的出场让哲学界兴奋了许久。因为他师从利科学习哲学，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柏拉图的理想在今天实现了，哲学王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当然，这多少是一种乐观的猜测。事实上，这部著作之所以重要的深层原因是第一次对记忆问题进行了观念史的梳理。尽管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如洛克、休谟，但是其作用还是不容忽略的。此外，这本书在记忆研究上给予了新的框架：理论路径与实践路径结合的框架。在理论路径中，他探讨了记忆的理论问题，从“记住什么”到“谁在记忆”的转变；在实践路径中，他重点探讨了记忆的使用和滥用问题。

对于哲学自身而言，记忆研究并不是为哲学确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记忆本就是哲学的古老问题之一，无所谓新旧区别。对记忆进行研究是哲学自身的应有之义。重要的是，研究记忆的价值我们更喜欢采取保罗·利科的说法，“抵抗反思的傲慢”。“记忆现象，和我们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为顽强地抵抗着彻底反思的傲慢。” 在智能时代，反思和理性表现出一种惯常的傲慢姿态，计算和算法也成为指导一切的原则。数字化与智能化被看作存在显现自身的唯一方式。在这种力量面前，我们却手足无措，感到茫然，不知道如何应对。但是，幸运的是，我们通过唐.伊德发现了保罗.利科。他以一种奇特地、不经意地闯入到我阅读的视野中。他的“抵抗反思傲慢”的观点犹如一束光线，将会照射到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把握住了当下智能时代记忆现象的意义所在。我把发现他的那个时刻的体验记录下来：

2018年9月8日早上7点，我坐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射进来，非常舒服。我拿出了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记忆、历史与遗忘》，随便翻阅，无意中被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记忆现象，和我们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为顽强地抵抗着彻底反思的傲慢。”这句话仿佛一束阳光，照射到我的精神深处，让我猛然领会到了记忆的重要性：记忆是作为一种批判理性反思的傲慢的工具而存在，这就是其根本意义所在。在这一时刻，记忆不再被我理解为仅仅是意识的功能和状态表达，而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视野。通过记忆自身以及遗忘让我们直面自身、历史和社会。正是在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我们建立起自身认同、历史认知以及时代图景。

每个故事都有独特的叙事方式，每本书也都有其值得琢磨的后记。

2000-2003年读博期间，我对技术的现象学分析感兴趣。以技术工具性（熟知）反思为发端延续着海德格尔的思考，但是如何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点进行超越（找到真知）却成为日后苦苦思索的问题。回想一下，2005年的《技术现象学初探》是对技术工具论的多方反思，但是向何处超越却成为悬疑；2011年的《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反思》将技术体验看作是超越的朦胧指向；2015年的《翱翔的信天翁：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研究》则重回哲学史对伊德技术哲学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找到了其忽略的记忆维度。后来，一个契机悄然而至。

2016年，我刚刚完成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项目“20世纪记忆科学与技术发展报告”，这一报告主要是梳理和反思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记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及前沿情况。在报告完成之后，我萌生了将其扩展成一本著作的想法。这一想法是想回应现象学如何应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难题。但是这个想法实现的过程却是艰苦的。幸运的是，2018年，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副总编邹西礼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这本书获得了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项目（2018）的支持。从定稿到封面设计，与他进行了N多次的沟通。在此表示由衷谢意！另外这本书也是我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图像技术的体验构成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同时，这本书也见证了我人生转折点。2020年全球赶上了新冠疫情爆发；个人赶上了工作的调动，可谓世界巨变与人生转折形成交点。但一切都顺利地向好发展。在此之际，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从家人到朋友，从同事到领导。

最后，还是以10年前《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后记中的屈原的那句话作为结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故而，这篇后记不是一个总结，而是一个新的征途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