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国内社会理论方面的研究很有起色。我们认为，基于现有学术及其学科基础，并正视相关问题，整合资源，齐心协力，夯实学科基础，提升研究质量，可望使社会理论成为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及其显学，以发挥社会理论应有的学术理论与学科建设效应。本文拟从社会实践需要、学术课题研究以及学科建构几个方面谈谈对当下中国发展社会理论的意义。

01

自近代以来，社会理论一直就是民族国家处理国内社会问题的主要资源，当今时代，社会理论正在实现服务于国家社会并促进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抱负与使命。从大的态势讲，从后革命到治理的持续而又艰难的转变与调整过程，特别需要社会理论的资源与智慧。面对各种冲突态势加剧且容易激化的社会矛盾，那种尖锐但却容易二分化和简单化的政治哲学思维实际上已不敷运用且难以为继。社会理论不走极端，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且总是在追求结构、功能与目的的统一，在分析和处理复杂而多变的社会关系、过程及其事件方面，社会理论渐显优势，因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

中国特别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就是社会，国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作为国家行为的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目标即促进社会建设及其社会文明。这里，社会建设的内涵远远超出了通常所说的五大范畴（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而是具有总体性，体现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与此相关，社会文明则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本身的文明重塑及其再造。这些年来，中国已自觉地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且，面对几十年快速发展所出现的社会失范及其精神价值问题，面对实现民族复兴并推进人类文明重建的任务，中国社会文明的建设可谓艰巨繁重，也尤其需要社会理论方面的资源。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理论越来越成为推进国际合作、交流、沟通与互鉴的重要资源。吉登斯曾将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但是，就社会本身而言，却存在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性及人类性。尽管当下存在的逆全球化态势蕴含着民族国家逻辑的复兴，因而也激活了相应的政治哲学资源，但是，就保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及其全球社会的大势而言，就加强国际社会的沟通、协调及其治理的基本任务而言，特别需要超越民族国家逻辑的社会理论资源。人们注意到，近几年国际社会民粹主义盛行，受民族主义影响，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全球社会的治理越来越需要一种人类社会及其共同体的价值。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写入联合国大会文件，本身就表明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重视与期待，也具有积极的社会理论意义。

02

从问题研究而言，现代性问题研究，以及那些看似传统但却需要在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论域中获得重释与重构的问题，诸如民族国家、都市、网络、空间、身体、性、技术、环境、分工、认同、流动、民粹主义等等，特别有必要并值得在社会理论论域中展开，研究特别有益于展现社会理论所具有的洞察、分析与想象力。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基本范式，即社会理论。社会理论不仅是关于现代性的生理学，也是现代性的病理学，其中，现代性的病理研究可能是社会理论的长项。社会理论不只是一般社会事物的分析，而主要是社会事件及其过程的分析（包括对上述诸多问题域的整体的把握与分析），并集中于社会结构及其整合，至于社会团结则一直是社会理论的核心议题。在当今技术时代，如何研究技术对社会的嵌入、重构及其控制，也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这里显然包括技术社会的想象，人们注意到，今天那些特别富于想象力的科幻艺术，主要说来并非技术方面的想象，而多是技术时代人的社会关系的想象。

我们强调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理论。其一、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依然在经历古典社会理论的洗礼。面对当代中国依然在持续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依然有必要继承古典社会理论有关经济与社会史研究传统，并更为自觉地引入唯物史观及其现代世界视域，深化对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

其二、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的确应当形成相应的理论自觉。这也是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社会理论传统一向秉持“执两用中”、“致中和”且追求“大同社会”理想，而社会主义的中国渊源也值得进一步挖掘。近些年来，中国学界致力于社会理论的本土化，这里，“本土化”可能还是一个有些被动的提法，实质上是立足中国社会理论传统及其现代转化，通过发掘和阐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资源，以及开放性地分析、批判和吸取西方社会理论资源，进而形成当代中国的社会理论传统。

其三、中国社会理论研究必须切中和把握社会现实。应当全面研究经历40年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包括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实际上，今天中国的社会形态，已要求超越单一的社会发展研究范式，朝向一种更加注重文明自觉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性社会与文化理论范式。

社会理论不仅有较强的学术理论方面的要求，而且特别强调自觉的实践感，表现在理解力、想象力、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等各个方面。笔者以为，当下社会理论研究者最明显的不足可能就在于实践感的缺乏。人们或认知了某一社会理论，但并不理解这一社会理论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依照某种谱系去区分各种社会理论资源，但却无力进入某一社会理论所刻画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及其社会关系；人们太容易迷恋于自己的感性，因而无法形成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化的感性”；人们可能会学到一些社会理论教条，但恐怕未必能够形成社会的概念。近些年来流行的某些非社会性的整体观或利己主义，显然也不利于形成健康的社会观。时下人们常常面对两种在价值观以及人格模式方面的极端形式：一个是情商极低的“奇葩”，另一个则是情商看起来很“高”却又令人生厌的“社会人”。两种极端典型地反映了当下实际的社会建构及其团结状况。“奇葩”“社会人”同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化的人”简直是奇异的并置与南辕北辙。由此我们或可理解，马克思本人为什么会在强调社会关系时特别强调人的对象性及其对象性活动。这些年来，学界一些同仁一直在呼吁“切中社会现实”，显然切中要害。缺乏实践感，根本就不可能进入社会理论，因而也无从发挥社会理论应有的社会效应。应该说，社会理论研究的现状与社会理论的要求之间是存在很大差距的。

03

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社会理论有理由成为两大学科（即哲学与社会学）的基础。对于社会学专业中的社会理论课程，本文无意于过多置喙。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是现代社会学学科的两大基本面，而且二者相互依赖。很难想象社会学专业真的能够拒斥理论。社会学之重视实证主义方法，并不意味着其有理由不重视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理论与实证的悖论，很可能是近些年一些人文社会学科误置且又不断加剧的二元对立。近些年来国内一批社会学专业，开始重视社会理论，而且重视程度与成效超过了哲学学科。我们倡导一种哲学性质的社会理论研究，也是意在推动哲学专业对社会理论的重视。

这里重点分析哲学学科中的社会理论课程。长期以来，哲学专业开设的是社会哲学，但在专业哲学课程体系中，社会哲学因为其实证主义性质，实是为形而上学性质的主流哲学课程所排斥，也并非专业主干课，而只是选修课。但是，若要进入现代哲学视野，就应当由社会理论取代社会哲学。

社会理论同社会哲学有着实质的区别。在马克思及其之后，通过不断反思社会哲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并与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汇合，社会哲学已拓展甚至转变成社会理论，并形成了一批卓越的、堪与哲学家比肩的社会理论家，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西美尔等古典社会理论家，还有一大批现当代社会理论家，如卢卡奇、阿多尔诺、帕森斯、米尔斯、雷诺·阿隆、列斐伏尔、弗洛姆、哈贝马斯、福柯、布迪厄、吉登斯、卢曼、鲍德里亚、乌尔里希·贝克、鲍曼、霍赖特、卡斯特等等，这批卓越的社会理论家及其理论资源，实无法被排斥于专业哲学之外。

事实上，正是社会理论走出了之前在社会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的实证与思辨的二元对立，进入到比传统的主客体关系更为宏富的现代性社会关系及其结构，从而其自身就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要真正进入当代哲学视野，就得有社会理论方面的造诣。社会理论已经有理由成为专业哲学的主要课程甚至是学科方向。国外一流大学哲学专业，大都开设有社会理论课程，并有优质的研究团队。

当代哲学学术的基本态势是理论哲学向面向社会政治问题的实践哲学的拓展，而当代实践哲学的三个基本领域，即伦理学、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其中，社会理论又是从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础。总的说来，三个领域实又是交叉的，其中真正研究一个领域，都要求通晓甚至于精通另两个领域。但是，相对于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成熟，时下大学哲学专业中社会理论的建设显然是滞后的，目前中国大学哲学专业能够开出社会理论课程的并不多，质量上亦非上乘。哲学专业学科建设中的确应当补上社会理论的短板。

实际上，社会理论不只是哲学及社会学专业的课程，更有理由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今天，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要求同社会思想关联起来，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经直接拓展为社会理论研究，或在社会理论领域呈现出良好的可沟通性，表明社会理论不只是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共享的基础，也是共通的领域，甚至于就是一个领域。但究竟如何在大学的课程体系中体现出社会理论对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价值，目前仍在探索中，且面临不少矛盾及其挑战。

比如，目前有一些大学在通识教育体系中纳入了社会理论课程，但是绝大多数大学既没有条件展开通识教育并将社会理论纳入其中，更不可能在相关学科专业中纳入社会理论课程，这种情形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理论自觉很不符合，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素养与视野。

再如，学科上的交流沟通本是展开社会理论教育的前提，而社会理论本身也有益于实现学科沟通与对话，但目前看来，社会理论教育的一大困境恰恰也是学科上的掣肘。事实上，在社会理论课程建设的起步阶段，人们已经感到来自于近年来不断加剧的学科壁垒的困扰。还有就是社会理论研究的精与实的要求与目前发展社会理论应有的规模建设之间的矛盾。种种情形表明，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情同其应有的要求还是存在相当距离的。我们以为，还是不能因为社会理论的重要与需要，就让大家“大呼隆”地转向社会理论，学科基础打得牢实一些，更有益于社会理论的长期发展。我们也相信，通过积极主动的学科建设及其课程体系建设，使得社会理论能够成为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并积极反哺人文社会科学事业。